网络倒逼改革成为官民互动新样本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1-11-21 12:25:39进入社区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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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缺乏民意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民意的输送就只能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了,其中有一种方法便是逼。过去为寻求官民互动,也存在民逼官的现象,民众若有冤情可能会进京上访,或待官员造访民间时拦轿喊冤。可以说,逼,是中国官民互动的传统方式。现今这种方式经过技术的过滤,其悲情色彩有所减弱,但是作为一种行动快捷、效果明显的沟通方式,它没有被丢弃而是被重拾,甚至被广泛采纳。这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方式受到了技术的鼓舞,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舆论日趋繁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政府改革的重要力量。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在于,在网络上,民逼官成本低廉,网民只要在贴子中回复一个“顶”字,就在无形中给事件或相关责任人施加某种压力。无数人在舆论广场中发声,网络舆论不能等同于民意,但是从长远来看,却能塑造天下大势,反映社会民众的总体诉求,迫使政府改革。

    网络在中国社会格局中被赋予天然的正义性。在贫富分化和局部权力跋扈现象的驱使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体制内外有别,甚至彼此疏远,互相隔膜。体制外的弱势群体寄托了国民的关怀,获得了舆论的支持,久而久之,类似的关怀与支持就浓缩为一种“弱者伦理”。出身与处境成为能否获得舆论支持的重要因素,弱者的不幸在网络上经常能获得网民的声援。这不仅是出于人天生的恻隐之心,还源自中国当下特殊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因为,与之相对的,官场中的裙带关系,突发事件中的特权跋扈,以及潜规则的时隐时现,都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

    所以,当李刚成为“我爸爸是李刚”中的“李刚”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大众化的名字了,而是代表一种民怨和呼声。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一个进步就在于,民众可以在知悉李刚们的阴暗后,以舆论的冷暴力与之对抗。

    温州动车脱轨事故之前,有关高铁的零星批评见诸报端,但尚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动车事故发生后,舆论以山呼海啸之势对其展开批评,有关高铁大跃进发展的报道与批评超越了事故技术层面,并上升至发展理念的反思。有论者认为,“动车事故已经伤害到中产阶级,将进一步导致这个社会的离心倾向。”不仅因为这次动车事故中的伤亡者大都属于中产阶级,还因为参与围观的人群不再只是怀有恻隐之心的善良的人。在这起动车事故中,那些并未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公众人物(比如姚晨)也参与批评。缺乏信心的人群不再局限于蚁族、穷二代等赤贫阶层,还有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铁道部在此期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情危机,包括此后新闻发言人的不当言论, 都未能起到沟通、体恤民意的作用。不仅如此,此后民意继续发酵,直接影响了国家高铁发展步伐,以对高铁发展的反思为契机,过去那种“跨越式发展”的理念也受到批评,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考证,第一次提出“跨越式发展”是在1999年,经过近十年的积累,如今网上的“跨越式发展”搜索结果已经超过了2700万个。一起事故引发出对一个时代发展的反思。事实上,类似这种反思早已见诸各个领域,从日本地震后,国家对核电站发展的谨慎态度,到各地对化工企业的抵制,其背后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理念的广泛质疑。动车事故宣告了一种由民间倒逼政府改革的现象日趋普遍,对此,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教授认为,“微博是清末火车,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近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动力主要来自民间。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宁也认为,“中国变革的动力必将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来自于顶层。”作为一种力推改革的另类方式,逼是一种冷暴力,它不是简单地来自群众的激情,也并非因为一两个好事者的肆意煽动,而是量变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反应。如果说暴力是最后的理性(赛加特语),那么,舆论倒逼就是革命前的理性,通过舆论的山呼海啸之势,网络短时间内聚集民意,反映普通民众的社会心态和真实需求。民众对体制的摆出的逼迫之势,既是沟通的表示,也是一种示威。

    如果说,类似动车事故期间,民众对高铁降速的普遍共识尚有大众民主“多数人的暴政”的嫌疑,那么,2011年其他几个网络倒逼政府改革的事例就更能说明这种现象的理性成分。个人所得税改革在年中成为舆论的焦点话题,初期,3000元的起征点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在征求意见阶段,民间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持续不断,尤其是当专家学者的介入,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征收的意义等,受到广泛的披露与讨论。舆论要求提高起征点不是简单地基于“穷人的伦理”,而是有着广泛的生活经验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呼声也得到了大量经济学家的支持。正是在网络舆论倒逼的压力之下,最终的个税改革方案在原草案的基础上将起征点提高了500元。即便如此,在C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民生多艰的讨论贯穿2011年始终,而税负作为一种沉重的公共负担,自始至终都是焦点话题。有关中外物价、税赋的比较始终是网络话题的热点,鉴于民间的热烈反响,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报道澄清,指出中国物价并不高的例证,而针对个税的讨论,《人民日报》则肯定了网贴“香港单身青年年收入17.8万,只需缴税729港元”的事实。这些中肯的回应无一不是网络倒逼的结果,类似的现象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有网友如此评价当下中国:当官都在想《红楼》,有钱就要去《西游》,地方欺上满下搞《三国》,百姓被逼无奈学《水浒》。《水浒》中的故事充满了逼迫,不过,这种逼迫只留下“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幻想,是破釜沉舟式的,现代的逼迫艺术更多时候是一种“软艺术”,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前段时间,温州出现大批老板跑路的现象,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缺乏契约精神的不道德行为,然而,其深层次背景却在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缺乏融资渠道,民间信贷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得不到保障。老板跑路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形之中还促成了对当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倒逼机制。类似的“软艺术”也体现在今年影响颇大的“免费午餐”计划,这个由媒体人发起的公益行动,在开始之初就本着一种舍我其谁、先行先试的姿态,随着反响越来越大,效果也逐渐显现,继而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投资。这种由民间发起的公益行动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民间越认真,对政府的倒逼压力也就越大。

    事实上,不仅网络倒逼政府改革,政府在政策层面也附带着逼迫的无奈。政府调控经济,如通过限购、房产税等措施试图稳定房价,都不是常规手段,但它们既是在回应民间的倒逼,也是通过倒逼来缓解民间倒逼的压力。

    当然,更多的时候,倒逼机制的产生是通过网络议会的方式。一个公共事件能否造就对公权力的倒逼机制,关键在于该事件的民意基础,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倒逼就不会持久。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中,民众所表达的是一些公共的、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上的欲求,而不是社会学家鲍曼笔下消费社会新穷人各种“欲壑难填”的奢望。就中国社会而言,从本质上说,当下中国社会民众倒逼机制所针对的无非是资本与民心。(何小手 人民网舆情分析师)

编辑:朱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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