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价值成于对话败于对骂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1-11-15 10:50:35进入社区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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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分裂”这个词逐渐世俗化,渗入社会生活当中,无论在个体生活的经验里,还是大众媒体的喧哗中,种种“分裂”的迹象尤其是思想、思维、观念、价值的分裂,正在成为一种无法忽视、必须正视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是“分裂”不是“争鸣”

    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观点之间有没有基本的尊重和理性的论证?有没有诉诸暴力?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很多现象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本质一样但意义却大相径庭。如同“捣蛋”可以看做“活泼”、“沉稳”“木讷”一样,“分裂”为什么就不可以看做“百家争鸣”呢?世界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思维和观念。之所以把当下种种价值分歧看做“分裂,基于两个判断: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观点之间有没有基本的尊重和理性的论证?有没有诉诸暴力?所谓的多元争鸣,前提是所有人共同恪守一些基本的底线,比如“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包容对话辩论就成为争鸣的常态。如果一个世界大部分人总是固守“非黑即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那个基础上争鸣更多会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和暴力的肆虐,注定不是真正的争鸣而是分裂。但现在无论是对某些思想理论的看法相异,还是对某些现象、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很多时候不是在用逻辑是非进行辩论,而是用立场和动机去搏斗。比如面对任志强的惊人之语,其中的逻辑、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房地产大佬,身份决定一切,于是但凡任大炮说话,必遭万千民众的口诛笔伐;再如茅于轼曾说“替富人说话”引发无数批评,在很多人的话语逻辑里“富人与贪婪、为富不仁、原罪画等号”,凡是替富人说话必是其利益代言人,其动机必然有鬼。于是,很多时候,不论什么人、什么部门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判断对方属于哪个阵营、有何背景去先入为主,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有官方背景,很可能说啥都被质疑是在替某个小圈子说话;你是拆迁户,如果对拆迁双手赞成,很多人会骂你八成被收买了;你替贪官做辩护律师,不少人要骂你道德沦丧替坏人说话;你要说西方法治多有值得借鉴之处,不少人就会给你戴上一顶“西奴”的帽子;你要替少数人说话与多数人作对,多数人会把你看做仇人甚至敌人。在所有搏斗中,最常见的表达就是语言暴力,从国骂到祖宗十八代,什么恶毒就用什么语言,通过暴力来满足生理感官上的快感,很多人已经把这些当做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分裂”的根源

    我们还普遍没有进行过如何包容对手、如何与他人辩论、如何理性表达等公民化训练。

    习惯对骂不对话、习惯暴力不合作,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变革带来的利益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变革节奏加快,使得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分化,权威的社科机构按照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划分了社会结构: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到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从社会阶层的分野可以清晰看出,利益分化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大业正进入利益深刻调整的深水区,利益成为不同群体阶层种种价值取向、思维思考、观念观点最主要的出发点之一。一旦不同阶层之间的畅通流动受阻,一旦不同阶层之间缺乏互相融合的文化与渠道,结构上的冰冷与鸿沟必然导致彼此的不信任、无好感,最终弱者一方就会自然运用“弱者的武器”,软暴力、语言暴力很容易成为宣泄不满的武器。其次,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和国民教育中,我们匮乏多元文化下如何互相容忍、融合、合作的因子,也缺乏运用逻辑理性而不是感性宣泄进行论争的传统。几百年来深刻影响国民性格的有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辩”,西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土强烈抵御的洪水猛兽,而辛亥革命也是通过满汉矛盾而积聚人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影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当年阎锡山治下“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谁说不是这种文化的一种衍生?而其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出身、历史、成分不同而导致的悲剧,使得立场、站队成为一种判断是非对错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虽然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砥砺,但由于利益的取舍、潜规则的作祟,加之社会转型下的制度不健全,我们还普遍没有进行过如何包容对手、如何与他人辩论、如何理性表达等公民化训练。因此,当下许多领域不同群体间便出现层出不穷的“精神分裂”和语言暴力,甚至行动暴力也时有发生。

    共识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

    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当务之急是建立全方位的利益表达和沟通平台。

    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关于现代性曾提出三条铁律: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大部分人正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的现代性想象基础上而携手前行。当时的共识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从束缚与禁锢下得到解放的人对于改革充满无限想象的期待,个人利益、患得患失为理想所遮蔽,所有人几乎从差异不大的起跑线一起向前跑,因此共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和思考。但是当下的整个社会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项重大改革都牵扯到利益群体的调整,先富的、未富的,掌握权力者、诉求权利者,城市的、农村的、城乡夹心层的……所有人的起跑线已经完全不一样,所有阶层利益诉求的程度、阶段也是天壤之别。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些基本的底线、原则上缺乏共识,就好比拔河时的一方队伍,四分五裂没有合力的聚拢,必然轻易输掉比赛。但是,现阶段取得共识的难度又是空前艰巨,因为各方诉求差异太大,一位亿万富翁的诉求可能是保证自己的事业传承不息,一位农民工的诉求可能是有市民待遇,一位中产白领的诉求可能是有不断上升的空间,一位律师的诉求可能是司法公平公正,一位个体经营者的诉求可能是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一位产业工人的诉求可能是工作稳定待遇好--每个人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都可能有霄壤之别,那么如何在千差万别的利益格局下彼此之间找到交集?当务之急就是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顺应现实的需求,建立全方位的利益表达和沟通平台。每个阶层或者群体都有着类似的公共需求,这种需求期待在社会结构上、制度框架中、权力运用中有对应的呼应点,比如房地产商会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协调关系,会有一批知识分子为房地产发展奔走呼号,在权力体系中有一批企业家以代表委员身份说话,一旦打起官司也雇用得起律师来捍卫权益。现在就需要把这种呼应公平地分摊,不仅房地产商要有,其他群体也应有,而且越是弱势的群体阶层,这种呼应的力量就越应该强一些。再者,我们必须建立一些公共对话、辩论的平台,训练各阶层各群体如何进行理性、合法的博弈。比如公共政策的制定、关乎公众利益的事件等等,更多通过大众媒体集体讨论、争辩,或者在一定范围通过严格公正的程序设置进行博弈。这几年,的确有一些重大法律、政策的制定以开门开放的方式问计问政于民,但相较于全国各地庞大的公共事务,仍显得形单影只,而且讨论的方式比较粗糙、博弈的手段比较单一。各地政府各个部门需要为民众提供大量的机会,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学会如何尊重别人意见、如何理性表达自己诉求、如何在对话中互相妥协实现共赢,大到征地拆迁城市规划,小到学生午餐供应、道路停车收费标准,都可以尝试让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坐在一起用对话方式达成共识,最大程度降低公共事务的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果。最后,就是要在我们的各个教育阶段置入现代文明的价值训练。孩子绝不能成为千篇一律的学习考试机器,掌握知识重要,但掌握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理念、常识规则更重要。这些常识应当包括责任感、诚实、合作、尊重他人、平等、包容、信仰法律、爱心等等。成人世界的所有问题,追根溯源其实都可以从儿时的教育中找到源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信仰“拳头才是硬道理”,那么长大成人的他就很难有“和而不同”的精神世界。一个社会必须要有起码的常识和底线,它们汇聚成全面进步的基础,它们释放着向上向善的积极力量。“分裂”必须弥合,共识必须达成,社会发展绕不过这一关;弥合裂痕达成共识,思想的最大价值成于对话败于对骂,知易行难,行动不在未来,就在现在。

    “分裂”的现象和倾向

    关于“分裂”的现象俯拾即是,仅仅拿近的具体事例来说,有“北大醉侠”之称曾迷倒无数青年学子的孔庆东大骂南方媒体记者,并在网络沾沾自喜,结果引发网上一场大规模的粗口大战;几乎同时,央视报道发改委对电信行业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遭遇行业媒体强烈反驳,同样有阵阵情绪化宣泄式表达在各种空间出现;而再往前一些,小悦悦事件引发的道德、法律大争论,“老人跌倒该不该扶”针锋相对的碰撞,都超越了曾经的底线和常识,表现出不同阶层群体完全对立的立场和观点。还有一些成规模的现象,更是反映出这种倾向。“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爸是李刚”,这些脱口而出的话语引发暴风骤雨般的抗议,而背后也恰恰暴露出在不少地方、领域,公权与公民之间出现的裂痕;专家教授长期以来是备受尊崇的群体,但这些年却被屡屡恶搞为“砖家叫兽”,这不是一种幽默的玩笑,在恶搞的外套下包裹着很多人对某些知识群体的不信任乃至憎恶;当高大全的榜样树立起来后,大众的“审美”兴趣却常常抵不上对芙蓉姐姐的“审丑”兴致,甚至还有遭受不同方式的解构;更突出的还在于一些思想领域,“道不同不相与谋”常常演化成“道不同骂作一团”。语言的暴力也在逐渐向现实的社会暴力蔓延,不同阶层思想上的对立之间有时会演化为行动上的暴力,而更多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冲突,也在证明精神领域的向行动领域过渡。(马九器 媒体评论员)

编辑:朱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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