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近代中国转型之艰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1-08-26 21:19:44进入社区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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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近代中国自身没产生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需要;二是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但为时已晚,实际上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大学独立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13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社会危机特别严重时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一直是统治者教化工具,民办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一个合法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工具,把圣贤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圣谕”灌输给子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观念视若神明。

    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系统,双方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较大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艰辛绝非偶然。回首一百年前以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最终被置之于脑后。(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摘编自《瞭望》对作者的专访)

编辑:朱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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