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舆论场:政府怎样发挥主场优势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1-08-10 10:23:00进入社区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订阅《昆明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km到10658666,3元/月。

  “堵”很简单,而“疏”就难得多。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很快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是年轻一代人;年长的人中,思维方式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却相当多,而制定虚拟社会管理政策和实行控制的人,正是年长的一代。我们太容易按照惯性思维来决定治理技术了。鉴于这种情形,需要提出一些关于虚拟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

  从“新闻,旧闻,不闻”的理念,转变到“信息公开”的理念

  毛泽东1957年要求新闻媒体采取“新闻,旧闻,无闻”的政策,即有时把新闻作为新闻发表,要及时;有时故意把新闻放“旧”了以后再发表,把新闻变成旧闻;有的新闻则永远不发表,就当没发生一样。也就是说,把传媒报什么或不报什么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并非全是为了通信息。

  当今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新的传播科技已经普及到全社会,传媒形态也多样化了,你可以不报,但无法阻拦信息的传播。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在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必然来临。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形势下,以往一些看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会失效。

  近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贯彻好信息公开的原则,只有少数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较多的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隐瞒、封网、以诽谤罪抓人等等。这种情形说明,胡锦涛今年2月要求“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确实是当务之急。

  就党政机关与传媒的关系而言,媒体曾经反复被告诫的“要帮忙,不要添乱”,体现的是一种训导思维,而不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民主制度。习近平副主席2009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相比之下,最初的新华社稿的文字是:“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显然,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领导机关与传媒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跟上这种认识的变化。

  从“全能政府”的理念转变到“有限政府”的理念

  我国过去对待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指导思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前,为了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不能随便发布消息;如果这样做,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然而,现代政府承担的责任之一,便是及时向社会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等到事情处理得圆满之后再告诉人民,才算对人民负责。

  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有许多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寻找信息,而政府的公信力则会因此下降,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混乱。2009年7月杞县“钴-60”事件中,因为没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而造成全县几十万人大逃离的现代版“杞人忧天”的奇观,便是一例。

  这种过时的控制信息的观念,是基于一种“全能政府”的传统体制。因此,中国人从传媒上经常看到的是好消息,坏消息很自然地被隐瞒下来。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地告诉人们,“全能政府”是神话,应该树立的是“有限政府”的观念,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危机。

  全能政府的体制也会培养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例如将权力机关的活动和事务看得高于其他的观念。因而往往在召开较为重大的会议或举办活动期间,即使发生了普通的“坏事”也是不许说的。这种观念不符合我党一贯倡导的讲政治的内涵,共产党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时候若发生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会议或活动的形式本身要让位于应对危机的实际工作,不然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

  指导思想上从“堵”信息,转变到“疏”信息

  1954年前后的几年,我国从中央到省级新闻界曾全面向苏联同行学习,除了僵化的版面和宣传性新闻语言外,对于信息的处理,也完全向苏联学习,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见报。为防止民众获知批评我方的信息,还有专门的“偷听敌台罪”。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一些做法还留有当年的思维痕迹。对各种不喜欢的信息,我们仍然习惯于“堵”,思想的僵化和不合时宜让人难以理解。“堵”很简单,而“疏”就难得多。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

  如果我们的控制停留在筑坝的思维上,则永远挡不住水的溢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传统上只把各种危机事件看作坏事,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捂住”,不让别人知道。在当代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机率较高,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把处理危机看作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风险无处不在。如果在认识上视危机为常态和中性的,就不需要把它“捂住”。

  在现代社会,把封锁消息作为处理危机的基本方法,肯定会把危机推向最糟糕的境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下,以往一些看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会失效。至于正常发生的公开的事实,要时刻想着现在我们处于全球信息化的环境中,封锁已经公开的事实,唯一的传播效果就是被人家笑话。

  从匿名组织网络舆论,转变到网络新闻发言人、网评员以公开的身份智慧疏导

  自从网络在社会事件中的能量显现出来以后,我们逐渐意识到其重要性。然而,通过组织较多的人匿名发表意见的方法引导网上意见,是不道德的。例如某地级市公安局介绍他们的经验,内容是组织许多人在网上监察,看到批评该局的意见就要以网民的名义对该局的工作进行辩护。其指导思想实质上是愚弄人民,明显违背党的宗旨。

  网络管理是需要的,主要应通过法律法规建立网上秩序。我们需要适当的舆论引导,但是这种引导要符合基本的道德。公开网络发言人或网评员的身份,是一种妥当的做法,就像报纸的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一样。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就要显示出我们的内在思想力量,这一观念转变的要点即:网上新闻发言人、网评员公开身份。

  网络新闻发言人如何通过其娴熟的公关理论和技巧来解释事件、说服民众。公安部的武和平、原教育部的王旭明、云南的伍皓、南京的曹劲松等,已经做出了较好的榜样。新闻发言人虽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但作为新闻发言人,其从业准则与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样的,即客观地说明事实,同时,又要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对民众情绪进行疏导,智慧地讲真话,不能说套话,假话。

  一般情况下,凡是公开发生的事实,没有不能报道的,问题在于如何报道,报道的轻重。

  把网络视为发挥政府主场优势的最佳园地

  网络这个新的社会信息通道,具有颠覆性的一面,但也是活跃思想的社会减压阀,尤其对中央遏制地方权力坐大和制约某些基层无良官员是有效的。网络意见把民众的不满分散到一个又一个新闻事件当中,分散地释放了怨气,避免了把社会不满凝结在某个断裂带上。通过测量网络意见,政府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温度,一定程度上不是扩大而是减少危机事件。政府不能将自己置于网民的对立面,而要做他们的朋友。

  在网络上,党政权力的一方,具有公权力的优势、传媒的优势、知情方面的优势。但我们没有充分发挥这种优势,而是用老一套的封堵思路来应对各种公开发生的危机事件,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能回避就回避,这是一种“理亏”心态。既然我们是理直气壮的,就要发挥主场优势,通过生动的主动出击,而不是简单封闭的方式达到管理网络的目的。

  原云南省委新闻发言人伍皓说过,“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建立“网上统一战线”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所谓“新意见阶层”。这些人或是关注新闻时事的人,或是在网上直抒胸臆的人,他们有能量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根据各种互联网舆情的分析报告,这个新社会阶层主要的经济能量来自非公经济,因而意见主要来自非公领域,他们具有较强的舆论能量。他们不是同志,不是部下,但也不是敌对力量。他们是公民记者、意见领袖。对待他们,不宜动用公安和安全部门,而要放下身段,与之平等对话,以理服人。

  这个阶层只是松散的一群人,在意见领域具有较大能量。要区别对待,扶正抑偏。我们党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经验,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待新意见阶层,要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性,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不宜像要求党内人员那样总是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容许意见多样化。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我们要做的是,理顺关系,拉过来做朋友;推过去当然很容易,但这是对社会和当事人不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管理,重在理,而不是管。在虚拟社会的管理上,我们目前八成时间用在“管”上,合理的管理是倒过来,“管”与“理”遵循20%与80%的比例。

  不言而喻,“管”蕴含着权力,表现的是指挥与服从,支持“管”的是一套规章制度。“理”则蕴含着智慧,表现为沟通与协作,它更需要的是一种韬略,一种富有人文精神内涵的东西,支持“理”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网上统一战线,统的力量在于“理”。(陈力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编辑:朱仁严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