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0-01-12 12:27:49进入社区来源:南方网

 “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不就是在自然空间中开辟的人造线性空间吗?不就是水泥、沥青、供交通工具通行的和基于两节点的联接体吗?

  但是,对“路”的理解,我们真的了如指掌吗?按照投资方、规模、技术要求,“路”由很多等级。这里,从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最近被频繁采用的分析视角——文化政治经济学,对时下中国的“路”进行剖析。其实,“路”远非我们认识的常态,“路”在当前发展语境下,已成为一种“路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表征。

  传统认知上,路成为交通运输的核心要务,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路的存在,使得流动经济、效率经济成为可能。所谓“要致富,先修路”,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路促成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赛博空间的出现,使得以区域交通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国际联系为基础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成为可能。在时下的中国,路在城市群、城市组团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扩大内需更是有伟大的时代性意义。可以看出,对路的阐释,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解释居多,现代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发展主义是其话语背景,正面评价居多。

  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化、后工业化和后发展主义的多思潮与语境并存的阶段,尤其是以福柯为代表的“权力无处不在”的论调影响下,对路的认知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单纯的经济视角转向政治、社会与文化维度,基于路结果的单一解释转向路过程和路结果并举的二维解释。

  从路尤其是时下流行的高速路、城际快速路、高速铁路的决策过程看,路涉及大规模投资,需要极大的成本,投资方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谁投资?国家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中央政府主导还是城市政府主导?分配机制如何?利益分配多少年?不同城市的收益份额如何计算?有何种连带性“责任”与“福利”?从路方案的拟定与起草起,围绕“路”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开发商、普通市民、被征地农民、规划师、非政府组织等,其中,土地使用权属的变更及由此引致的利益分配机制的纠葛,成为民主社会、公民社会与法制社会范畴下中国当下重要的焦点话题。在中国,路有行政等级,有国道、省道、城际道路等,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倒置现象,国道的质量最差,省道居中,城道最好,因为路需要维修,本地的使用频率和相关维修责任远大于行政级别高的国家支援和后续跟进,权力关系的博弈成为核心关注点。

  大财团通过介入修路工程,为全面介入城市建设打下“埋伏”,进而与城市政府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全方位进军城市发展与建设,形成路径依赖,形成良性循环。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自增强,不断越界,我们看到了权力升级的影子。经济学视角看,这是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集聚经济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出现商界精英政界化的热潮。

  一般而言,路的两端是非对等体,大城市联接中等或小城市,由于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的比较优势,往往出现溢出效应、外溢效应,这是很多大城市政府所不愿意见到的,尤其是在中国分税制背景下。遍布于珠三角各城市交界处的断头路便是明证。这种经济上的非经济性却在政治上得到了补偿,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因为道路也是高等级城市或政府对中小城市或政府的控制手段,在交通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光环下,中小城市在联合规则制定博弈上往往处于下风,往往受制于比起行政级别高的大城市(或政府),后者往往主导共同规则的出台与实施,强加一些对其有利、但对中小城市不利的若干措施。对此,笔者曾针对被热议的经济一体化提出置疑和反思,提出不完全一体化的概念。一个例子是最近被热议的武广高铁,因为定价过高,普通百姓对其怨声载道,高铁只是高收入群体的专利,对大多数往返于两湖和广东的外来工的排斥作用十分明显,基于路的社会空间分异显现无疑。

  可见,路的存在,不仅是地理界限的打破,还是行政界限、经济界限、文化界限、社会界限乃至政治界限的重构。跨界权力关系的去旧迎新,业已成为中国特色的路现象的真实写照。(姚华松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编辑:朱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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